贴身小秘误睡腹黑总裁：最新情感解析，揭示成人世界背后的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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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卡”第一学历成为一些企业招聘时的“潜规则”——
【破解就业歧视，促进就业公平⑤】“因为第一学历是‘双非’，很多面试机会都没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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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将第一学历作为“硬杠杠”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用人单位取消不合理的学位门槛和院校出身限制，给予求职者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日前，教育部印发通知，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、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。
“因为第一学历是‘双非’(非985、非211)院校，应聘某些知名大厂、研究院和央国企连进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”4月9日，国内某知名985高校的研三学生李志宇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秋招求职的“囧事”。
近年来，每到毕业季，关于第一学历就业歧视的话题常常引发热议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#建议破除就业唯学历论#话题冲上热搜榜第一位，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用人单位取消不合理的学位门槛和院校出身限制，给予求职者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本科“双非”求职者遇学历门槛
本科毕业后，李志宇以高出国家线50多分的成绩考入某985高校的电子信息专业。研究生期间，他多次拿到奖学金，在SCI上发表4篇论文。
“找工作时我投了几家汽车和互联网行业的大厂，都因第一学历被拒了。”李志宇说，虽然企业不会明示，但“卡”第一学历已成为心知肚明的“潜规则”，学生们还会戏称这样的企业为“学历厂”。
碰到“学历厂”，即便是同一院校、相同专业甚至同班的研究生，也会因第一学历差异，有不同的待遇。
“2021年博士一毕业我就投了老家的一所211高校，对方打电话很客气地告之，我的本科经验跟他们的目标不是很匹配，这让我以为自己跟重点高校无缘了。”某985高校讲师李楠楠说。
李楠楠本科“双非”，但硕士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高校，博士就读于全球百强高校，其间出国访学，发表多篇论文、参加多次学术会议。
即便如此，李楠楠仍遭遇了第一学历歧视，但她发现并非所有重点高校都将第一学历作为“硬杠杠”。入职现在的高校后，行政人员曾私下表示，她的弱项就是本科院校不好，胜在其他成绩够亮眼。
“我的许多师弟师妹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，比如一个师妹，本科‘双非’，拿到的最好的录用通知就是一所普通高校的，实在不甘心又去读了博士后。”李楠楠说。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“前程无忧”的一项相关调研显示，七成受访者曾遇到第一学历限制。其中，有四成受访者曾接触到企业在招聘信息中明确标注了“985/211本科优先”“仅限统招/全日制本科”等；近三成受访者表示在应聘时虽然企业对第一学历没有明确标注，但仍感受到“隐形门槛”。
“唯第一学历”扭曲人才评价标准
招聘系统设置“本科985/211”筛掉80%简历；“双非”本+985硕的成才率在HR眼中比本硕985低30%；某985硕士投200家企业仅15家给面试，HR直言“本科太拉胯”……这样的新闻事件不时被曝出，引发讨论。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在人才就业选拔中过于强调第一学历，甚至是“唯第一学历”，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，破坏了人才成长规律。他直言，“唯第一学历”的本质是“唯出身论”，是“唯帽子”，而不是唯能力、唯本事。
“我们教研组有30多个硕士生，很多本科‘双非’的学生都非常珍惜机会，也非常刻苦，有的还拿到了好几个国际奖项，但在找工作的时候，往往机会却不如本科985的学生那么多。”李楠楠说。
李楠楠告诉记者，去年秋招开始后，教研组里本硕都是985的学生基本上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，且都是知名企业。那些因本科“双非”被卡在简历环节的学生只能不断降低标准。
“我的一个室友本硕都是本校，去年7月份就拿到了大厂的录用通知，大部分同学也是10月份就定下来了，我是去年11月份签了一家合资企业。”李志宇说。
遏制学历歧视需多方综合施策
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、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，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，不得实施就业歧视。实施就业歧视的，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”广东广和(长春)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雨琦说，虽然法律作出了相关规定，但并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，且缺乏对第一学历门槛的明确禁止，少数用人单位守法意识不够，侵权成本低，再加上应聘者维权意识不足，维权成本高，进一步纵容了第一学历就业歧视问题。
日前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、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。不过，“明码”歧视虽然少了，但有的企业以“国内外名校”“国内知名高校”等模糊表述替代，或在简历筛选、面试环节设置“隐形门槛”。
实践中，不少求职者面对不平等对待，即便知晓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，但最终都选择了“沉默”。有的是因为企业并未明确说明，难以确定未被录用是否真的源于第一学历，有的一心只想尽快找到工作，不愿在投诉上耗费时间精力，还有的认为第一学历歧视并非个别企业的问题，投诉也难以改变现状，徒劳无功。
“应当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从源头消除第一学历歧视。同时，有关部门也要明确就业门槛定义、违法责任及救济途径，细化行政处罚条款，激发企业的守法意识，并让求职者敢维权、能维权。”王雨琦说。
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建议，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，联合教育部、公安部等部门，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治理，通过联合督查，派员检查、抽查等形式，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管，并开通社会热线，明确举报必查、违法必究，遏制就业门槛现象。
(部分受访者为化名)
(工人日报记者柳姗姗彭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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